观艺录 · 杂技篇 | 评论家点读与评鉴

发表时间：2025-09-16 来源：省评协 作者：

在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文艺评论基地”举办杂技艺术评鉴活动，正是落实探索艺术高等学府、专业组织机构、专家、媒体共创文艺评论矩阵的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本次活动通过搭建跨领域对话平台，聚焦杂技艺术中“工匠精神”的技艺传承与“时代气象”的审美表达，以专业视角解码杂技作品中凝结的匠心独运与时代精神。我们愿以开放包容的学术姿态和敏锐的审美洞察力，共同探讨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路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评论话语体系提供实践参考。

评论应架起艺术与市场的桥梁。以“杂技+文旅”为例，关键在于评估作品与地域资源的适配度——比如辽宁可借力“红色六地”底蕴，推动杂技艺术与红色景区深度融合。评论应追问：沉浸式演出是否真正唤醒了观众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共鸣？更进一步，评论应反哺创作，让杂技融入观众可参与的轻量化杂技互动，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最终实现文化价值与产业效益的双向共赢。

新世纪以来，杂技艺术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在单体的杂技节目难以有新的突破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杂技剧被编排出来用以表达各种各样的主题。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各个艺术门类的文艺评论家也开始关注杂技理论研究领域。但是，和其他文艺评论相比，杂技艺术理论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仍然囿于艺术领域专家学者。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从事体育学、运动学、教育学、文学、音乐学等各个领域的专家对杂技开展跨界研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杂技理论研究对于杂技艺术发展的引领作用，要用不断创新的杂技艺术理论推动杂技艺术不断创新。

中国杂技正经历从技艺展示走向综合艺术的历史性转型。自2004年首部杂技剧《天鹅湖》诞生，到近年来《战上海》《化蝶》等作品不断涌现，杂技艺术已逐步发展为融合多种艺术形式、兼具视觉震撼与人文内涵的新的舞台艺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文艺评论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多重作用：它既是映照创作现实的“明镜”，也是连接古今、中西、技艺与观念的“桥梁”；既是艺术现象的阐释者与批判者，又是艺术历史的记录者与未来方向的引领者。杂技评论亟须进一步拓宽理论视野，构建跨学科、跨文化的批评范式，通过“评创结合”的方式，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来推动中国杂技实现从“技”到“艺”的美学升华。

文艺评论，要让传统话语“立”住中国标准。传统审美要在创新中扎根，离不开评论的“校准”。比如在杂技评论中，要用杂技行话建立杂技标准，像“顶功”，与其说“完成度高”，不如说“稳得瓷实，脆得利落”，说“蹬技”，与其说“协调性好”，不如说“劲儿匀、扣儿巧”，说到底就是用“行内话”说“行内事”。此外，杂技评论应走“质朴评论”的路子，用“揪心”“带劲”这些老百姓的话解析作品，也就是说让评论接“地气”、有“烟火气”。

我们普遍有这样一种认知：民间文艺是文之源、艺之母。而杂技作为这种历史悠久的民间文艺中舞台表演艺术的集大成者，发展至今已经融合了戏剧艺术的表演性、音舞技艺的审美性，还兼具曲艺的幽默特质。他的表演范式没有声音，但却在演员的肢体和技巧中展现了丰富的文学性，丰富的肢体语言让受众可观可感，各种各样对身体极限的挑战呈现的是最具有时代工匠精神的匠人之艺。技与艺的惊险奇绝美表演特色有机融合，形成杂技最独特的特性之一：张力美，平衡与极致、优美与刚强，柔软与热烈、模仿与魔幻，还有立体与空间的充盈和分配，都被用来体现人类内在的充满想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多重力与美的迭加或撕扯，形成巨大的、复杂的、丰富且深刻的张力场，就是杂技艺术永恒的魅力所在。然而，在其三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杂技长期处于“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状态，这或许也是它始终“未入流”的一个重要原因。理论建设的滞后，在杂技领域尤为突出。尽管其审美表现鲜明，创新形态频出——如杂技晚会、杂技剧等不断推陈出新，彰显出强大的演创活力，但理论总结仍显薄弱。这一现象，某种程度上也与它的民间文化基因相关：多数民间文艺在文明演进与技术迭代中逐渐式微，这是工业时代艺术生存的普遍挑战。未来的发展，除人才培养之外，或可回溯传统知识体系，从博物馆、壁画、石窟石刻等文明源头中探寻造型艺术的初始语言与身体表达的原始痕迹——那里藏着可考、可据、可为今用的深厚资源。

中国的社会革命促成了红色戏剧的诞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红色戏剧又成为民众反抗压迫的巨大精神力量；新中国成立之后，红色戏剧的影响力遍及戏剧舞台。新时代下，社会和民众对红色戏剧的需求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需求更加迫切。中国杂技保留了“惊险奇绝”的舞台表现方式，同时又打破大众习惯性审美思维，融入了红色基因的戏剧化创作。

杂技艺术通过三重维度的融合焕发出新的生机：它扎根于深厚的地域文化基因与古老民族智慧，为这门艺术注入了独特的灵魂；与各门类姊妹艺术相互借鉴、交融共生，持续拓宽杂技的表现语汇与表达边界；与现代科技协同创新，拓展了杂技的时空维度与艺术表现可能。跨界融合本身并非目的，而是一条路径；不是终点，而是新程的起点。其根本宗旨，是让杂技这门古老的艺术在新时代迸发新的生命力，以更富包容性与创造力的姿态服务人民、讴歌时代、传播文化。杂技剧作为一门极具包容性与融合力的艺术，在坚守杂技本体语言的前提下，其艺术创作的核心轴线与最重要聚焦点是以技巧动作为载体、以情境化叙事为驱动的“技戏融合”。

红色杂技剧凭借中国杂技人特有的文化敏锐与创新解读，重构了杂技舞台的艺术维度。这类剧目以惊险奇绝的杂技本体语言为根基，通过戏剧化编排与象征性表达，将革命历史转化为极具冲击力的舞台诗篇。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民精神特质的立体雕塑，更是杂技艺术对时代命题的关键回应：创作者用身体叙事诠释红色基因，用极限技艺升华奋斗精神，使每场演出都成为民族精神的动态图腾。这些剧目是中国杂技人面对时代问卷最有价值的探索，更是中国戏剧舞台上的纪念碑。

杂技是一种艺术体系，发掘考证至今有记载约3600年！从生存技能到肢体技艺，从宫廷到民间，从撂地、勾栏、瓦舍、剧场一路走来虽筚路蓝缕，但波澜壮阔！从炫技言志到戏剧言情，不仅承载历史又书写时代。当今的中国杂技集基础车间、创编工厂、评论质检、市场营销四位一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管齐下，蓬勃发展！

数字技术重构杂技艺术的文化生态

本次新时代杂技艺术创作评鉴交流活动为在曲艺全面进入艺术学术视野提供了兼具专业性与前瞻性的平台，通过多学科视角的深度对话，构建了传统技艺与现代学术研究的桥梁，为杂技艺术的传承、发展与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有力表达。

这次所观摩的《水秀》与舞蹈、戏剧跨界融合，通过数字叙事手段讲好中国故事，使其既保留“惊、险、奇”的传统美学，又具备现代审美价值。这种传承与创新的平衡，既满足了民众对文化根脉的追寻，也为其提供了与时俱进的表达形式，进而给予我们启示：（一）现代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杂技艺术的传播与接受方式。数字技术为杂技艺术提供了沉浸式、个性化的表达手段。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杂技表演可以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让观众以第一视角感受高空走钢丝的惊险或顶碗技艺的精准，满足了年轻一代对“科技+文化”融合的期待。（二）杂技艺术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续，更是中华文化基因的传递。传承要求坚守传统技艺，利用当代最新数字技术与理论成果，确保核心技艺不失传；创新必须回应时代需求，将杂技与当代艺术、科技、社会议题结合，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美技共融：以人民为根，以自信赋能杂技之美

杂技源于市井、扎根民间，自诞生起便与百姓的喜怒哀乐紧密相连，其“人民性”的核心，在于为民众表演、靠民众发展。这份凝结着古人智慧的艺术瑰宝，既要守住本真精髓，又需在守正中创新——既可用现代光影技术为剧场演出注入新活力，更应走进街巷社区与田间地头，让艺术回归孕育它的生活土壤，汲取鲜活养分。

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为杂技创新指明了方向。“各美其美”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中国杂技有着从汉代百戏的恢宏到唐代散乐的绚烂的深厚积淀，自带独特东方气韵。创新路上，唯有以这份自觉与自信深耕传统、提炼专属美学，杂技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古今、沟通中西、服务人民的鲜活艺术，在传承中创新，在共美中迈向大同，续写千年艺术的惊艳篇章。

新时代语境下的杂技艺术创新创作，是一项兼具传承使命与开拓精神的系统工程。其首要前提，是深刻理解并恪守杂技艺术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这包括对杂技以“人体技艺”为核心的惊险性、奇观性与极限性特质的敬畏，以及对数千年积淀形成的训练体系、表演程式和审美传统的尊重。离开了对这一内在规律的遵循，创新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创作者必须沉潜于杂技的本体深处，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并着力保护其核心内涵的精髓，与此同时，面对当代观众日益多元、复合的审美需求，杂技艺术不能故步自封。要积极主动地融合借鉴姊妹艺术的优长，创编符合广大群众审美愿望和需求的作品，是实现艺术表达升维的关键路径。

河南与湖北的这次合作，为全国杂技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模式。在新时代背景下，杂技艺术的发展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整合各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只有通过这种开放、合作、创新的态度，杂技艺术才能不断突破自我，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杂技艺术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河南《水秀》与武汉《汉秀》的成功合作表明，技与艺的融合、传统与创新的结合、地域与全国的联动，是杂技艺术发展的创新之路。这种合作不仅带来了视觉上的震撼与精神上的启迪，也为杂技艺术与文旅融合探索路径。期待通过此次评鉴会，我们能够进一步深化两地合作，共同推动中国杂技艺术繁荣发展。

我国的杂技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迄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华文艺百花园中最古老的艺术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余年以来，杂技艺术在国际大赛中攀蟾折桂，屡获佳绩，为中华文化赢得世界声誉，大大提升中华杂技艺术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杂技既能为国争光，又能为民服务，在新时代持续焕发着其独特魅力和别样风采。但在数智化时代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如杂技节目的“过度包装”、杂技剧一拥而上的“跟风现象”、过度依赖高科技手段从而掩盖和消弭了杂技艺术的本体特征等等问题，都需要引起我们杂技艺术工作者，尤其是杂技评论和理论研究者的高度关注和警醒。总之，不管在什么时代，杂技的技巧永远是核心，它是一个节目的根和魂。不管到何时何地，杂技还要姓“杂”，在保证杂技艺术本体特征的前提下，可以采用“拿来主义”，围绕杂技技巧适当“跨界”与“混搭”，但要取舍得当，最终化为我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切艺术都将走向“综合”，或许打造新时代的“现代百戏”才是杂技艺术发展的未来趋势。

技剧融合之下的杂技剧正在不断升级，在挑战身体极限的基础上，赋予了身体技巧以感情色彩和思想力量。用绸吊演绎着哀伤，腾空代表着自由，攀爬诉说着勇往直前，托举象征着万众一心。在技巧与剧情的精准匹配下，不仅可以很好地讲述故事，更可以直击心灵，让观众在领略惊险奇美中达到情感共鸣与精神洗礼。守住杂技技巧的核心竞争力，同时，打破单纯技巧展示的传统束缚，古老的杂技艺术正在跨界融合与科技赋能下焕发出无限可能。

从单一杂技节目到主题晚会、杂技秀、杂技剧乃至新杂技形态，当代杂技艺术正经历一场从“炫技”到“叙事”的范式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体现为技巧的叙事化表达、结构的戏剧化呈现，更关乎作品整体美学价值的提升。多维度的创新重塑了杂技的艺术品格与审美内涵，使其逐渐发展成为能够承载深刻主题与复杂情感的综合性剧场艺术。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始终伴随两个核心难题：其一，杂技技巧的“块状化”特性与戏剧叙事所需的“线性”推进之间难以兼容。如何在维持叙事完整与深度的同时，充分展现杂技的独特魅力，避免其沦为戏剧的视觉附庸或戏剧沦为技巧的简单框架，是创作实践中的根本挑战。其二，高昂的创演成本。杂技演员培养周期长，精品剧目创作耗时更甚，导致成本持续居高，许多院团在艺术转型中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平衡艺术追求与成本控制，成为杂技范式演进中不可回避的现实议题。当代杂技创作者必须在艺术实践中不断探索，既要找到维系杂技本体与创新表达之间的契合点，也要在生存与发展之间寻求可行之路。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杂技艺术发展面临的重点与难点：（1）创作的同质化挑战：如何在高难度技巧的普遍性之上，更深层次地挖掘地域文化特色和独特艺术语言，避免“千团一面”，是亟待突破的创作重点。（2）“技”与“艺”的深度融合：部分作品在追求宏大叙事和华丽包装时，有时未能完全实现技术动作与人物情感、故事情节的有机统一，“技”强“艺”弱或“艺”丰“技”薄的问题依然存在。如何让高难度技巧自然服务于整体艺术表达，是提升作品质量的核心难点。（3）人才队伍的结构性建设：顶尖表演人才辈出，但既懂杂技规律又精通现代导演理念、编剧创作、舞台视觉设计的复合型创新人才仍然稀缺，这可能制约了原创能力的进一步提升。（4）理论评论的支撑引导：相较于蓬勃的创作实践，杂技艺术的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更需要充分发挥其总结规律、辨析方向、引领创作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们评协需要着力加强的领域。

崇高作为一个独特的美学范畴，随着人类审美实践活动的变化，其意义和价值在不断地嬗变中得以革新。红色题材杂技剧，将红色题材与杂技艺术相结合，凭借独特的故事讲述、高难度的技巧展示和多元素的综合运用，记录和再现了中国革命战争历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感人历程，生动书写了人民群众的情感表达和精神力量，不仅赋予了崇高美以新的艺术生命力，更是对历史的致敬，对当代观众的精神激励，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表演现场集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