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访谈 | 蔡家园：以谦卑之心执著探寻真理与美

发表时间：2025-08-08 来源：三峡日报 作者：记者 阮仲谋

蔡家园作品《微光照远：新世纪文艺现场观察》

“从生命感受出发，借助丰富的想象进入文本、阐释文本，在深刻回应现实的过程中追寻更有意义的人生，召唤出生存的诗意栖居图景，则是走向了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境界。”这是70后评论家蔡家园心中理想的文学批评，也是他孜孜以求的方向与目标。二十多年来，他就像一个“发现者”，以笔为犁，坚守初心，执著地耕耘在文学的田野上。

1974年5月，蔡家园出生于武汉江夏。少年时代就怀有“文学梦”的他，15岁开始发表作品，成为当时小有名气的“少年作家”。大学期间，他对文艺理论产生兴趣，大二那年写了一篇关于苏童小说的短评，寄给《青年文学》后很快就被发表。此后，他对文学评论的兴趣愈浓。多年来，他在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之余坚持写作，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文艺理论与批评》《小说评论》等报刊发表大量评论和论文，出版评论集《重建我们的文学理想》《怎样讲述中国故事》等，在全国文学界产生一定影响。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文艺评论家陈美兰评价道：“他在知识积累、理论储备以及艺术感受力的培养等方面，都有着较长时间的锻淬、磨炼，因而显得沉稳而厚实。所以他的评论文章，有鲜明的价值立场，评价公允，逻辑论证开阖自如，理智与情感融合得体。”

作为一个“左手评论，右手创作”的“发现者”，他还发表、出版了长篇非虚构《松塆纪事》《生命之证》（合著）等文学作品，赢得广泛好评。作品曾获得第二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优秀作品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湖北文艺评论奖等。

2025年4月26日，宜昌市文联、宜昌市作协举办“宜昌文艺家走进长江三峡工程坝头库首新村主题创作采风暨宜昌市新时代山乡巨变题材文学创作研讨培训活动”，蔡家园受邀赴宜昌，围绕新世纪乡村小说地方志书写的美学拓展等话题，分享了他的观点。

在接受记者专访，谈到新时代的文学价值、新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文艺评论的时代性等话题时，他说，新时代的文学需要建立一种“大文学观”，作家应该树立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共鸣的观念。作为文学评论家，则要发现美、诠释美，还要有美的表达，以谦卑之心执著探寻真理与美。

新时代的文学需要建立一种“大文学观”

记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现在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您如何看待“文学边缘化”问题？

蔡家园：“文学边缘化”是不争的事实。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社会生活更加丰富，文化消费变得更为多元，文学就很难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新媒体的出现，短视频强势渗透进人们的生活，文学读者流失更为严重，文学的处境变得更加窘迫。当然，文学“边缘化”也有自身原因：文学脱离了人民大众。当作家不再关注时代重大问题、丧失了与现实生活的深度联系，也不敢于捕捉时代情绪与大众心理，那么他讲述的故事、塑造的形象、抒发的情感也会与人民大众产生隔膜。当作家无法与读者共情时，读者自然不可能与他的作品产生共鸣。

但是，“边缘化”并不意味着文学就被读者抛弃了。现在出现一个新问题：好作品怎样穿透漫天的信息迷雾，被更多的读者“看见”。“酒香也怕巷子深”，如何借助新媒介实现文学破圈传播，是当下迫切需要破解的难题。

记者：网络文学现在非常火爆，而“纯文学”相比过去而言，影响越来越小，路子越走越窄。您认为“纯文学”的出路在哪里？

蔡家园：何谓“纯文学”？它是相对于“通俗文学”而言的，更注重对艺术本体价值的追求，注重以新的艺术形式对深层人类经验进行探索。

长期以来，我们的纯文学写作受到一种“纯文学”观念影响。这种“纯文学”观念是“新启蒙”“思想解放”运动的产物，从它诞生之时起，就紧扣时代脉搏，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反思意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一些作家为了抵抗市场对文学的侵蚀，高举“纯文学”旗帜，强调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坚守精神高地。但是，后来的纯文学写作越变越“纯”，“个人化写作”“私人化写作”兴起，作家视点向“内”转，回到个体存在，强调表现“自我”。而此时的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许多有志之士都在充满激情地思考现实问题时，而作家们好像并不在场。他们依然陷入“纯文学”的固化观念中，拒绝深入了解社会，放弃了文学对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权利，更不用说以文学的方式参与社会变革。纯文学写作失去了那种浑厚充沛的元气、尖锐凌厉的锋芒、热烈深沉的诗情，变成了自娱自乐的“小东西”。

其实文学界早已在反思这个问题。纯文学写作要想突破，吸引更多读者，作家必须摆脱思维惯性，真诚敞开自己，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重塑“自我”，建构新的文学观。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正是适应了时代阅读的需求。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写作者只有转变姿态、调整视野和创新手法，文学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阔。

记者：您认为在新时代的召唤之下，会出现怎样的新文学观？

蔡家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新时代的文学需要建立一种“大文学观”，即作家应该树立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共鸣的观念。从题材选择来看，要聚焦时代主潮，把握现实脉搏。作家要敏锐地切入社会发展的真实肌理，无论是科技变革、城乡变迁、生态保护、文化认同、数字化生活，还是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生存状态，都应该成为创作的重要素材。从态度立场来看，要倡导人文关怀，坚守人民立场。作家要以怜悯之心理解不同群体的生存逻辑，既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奋斗与坚守，也关注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展现人性的复杂，让作品充满温度与力量。从价值理念来看，要秉持崇高理想，承担社会责任。文学不仅是审美表达，更应传递正向价值观，引导读者追求真善美；要用作品推动社会进步，体现作家的责任担当。从美学表达来看，要善于继承创新，拓展文学边界；要汲取世界文学的营养，将中华美学精神与时代内涵有机结合，实现转化创新；要打破传统叙事模式的局限，吸收网络文学的新经验，探索与新媒体、新技术融合的新路径。

这种“大文学观”是开放的，既强调对时代的回应，也注重对文学本质的坚守。

记者：人工智能正深刻影响着人类生活，也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强烈冲击，您认为“作家”会受到AI的威胁吗？AI的出现是否会“催生”新的文学形态？

蔡家园：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AI创作出了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诗歌、散文和网络文学，引得很多人惊呼“狼来了”。但是细细分辨，从这些作品中还是能嗅出一股“机器味儿”——一种程序性写作的痕迹。为什么这么说呢？无论是ChatGPT，还是DeepSeek、豆包等，都是通过大语言模型建构起来的，并且通过持续不断的训练而获得优化。它们获取的信息量越大，其智能表现就越好。面对庞大的数据库，AI处理信息时会遵循一些基本原则，譬如多数据优先选择、权威工具书优先选择等等，这就说明它对信息的理解是概率性的，生成的信息自然也是概率性的。就本质而言，AI写作是一种“概率游戏”，它写出的作品的布局谋篇或遣词造句方式，都是概率性选择，还常常出现“说得像真的，其实是错的”的尴尬局面。我们都知道，文学创作在本质上是“发乎情”的主体实践，与感性体验、生命冲动息息相关，而创作主体对存在的感受是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AI遵循算法原则，在处理差异化的感受和情感方面显然没有优势。这就意味着，套路化的、平庸的写作很容易被AI取代，而那些真正具有个性和创造性的文学创作，人工智能目前还构不成威胁。

未来存在一种可能，那就是当人们越来越有效地运用更高级的ChatGPT、DeepSeek等工具时，会创造出一种人与机器合作的新文学——人工智能文学。人的深度参与将使得这样的文学不再只依赖数字模型，而是带有生命特征，具有美学的创造性。

文学是鲜活现实的镜像，是探寻心灵的事业

记者：中国作协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广泛关注。您如何理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和乡村题材创作？

蔡家园：中国作协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是为了推动文学创作由高原向高峰迈进，也是为了引导作家更加积极、主动地关注现实、深入生活。

新世纪以来，随着改革不断深化，中国乡村社会呈现出更加丰富驳杂的图景，一些新的质素深刻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和人们的心灵世界。作家书写新时代的乡村，不能忽略以下几点：

一是空间的“流动性”。二元对立的城乡静态空间已不再典型，当下乡村的重要特征是“流动性”。农民在“流动”中被挟裹进现代性的巨大漩涡中，产生了全新的生存感受和生命经验。二是生活的“过渡态”。过渡态是借用的化学动力学概念，它既包含传统秩序解构的混沌性，又指向新范式生成的可能性。当下的乡村正在经历资本入侵、技术爆炸、文化冲突和认知革命，乡村生活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悬停与躁动状态。作家必须摈弃单向度认知，根据现实变化不断调整视域，给予乡村生活更全面、更多维的观照，这样才能有新发现和新感悟。三是人物的“未完成性”。农民的定义已悄然发生变化，“新农人”正在乡村大地上呼之欲出。由于生活仍然处于“过渡态”，那些拥有新的技术知识、市场理念、科技手段、销售方式和价值伦理的时代“新人”，尚未完全从历史与生活中生长为典型形象。因此，要想实现恩格斯说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必须回到原生态的生活现场，从新的生活结构中去召唤、提炼新人物。

记者：您曾提到，当代乡村题材创作获得突破的关键在于，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必须重新审视自己，改变固化的思维模式、认知模式和书写模式。事实上，这种改变和创新是很难的。请问作家应如何突破自己？

蔡家园：文学是鲜活现实的镜像，是探寻心灵的事业，其本质是审美的、自由的，必须打破一切僵化的、固化的东西，恢复其创造活力。作家要想突破自己，首先得有谦卑的态度。许多作家与土地、乡村、农民隔膜已久。他们长期生活在都市，身体的距离带来情感的疏离。不少人对“乡土”的印象其实是童年记忆，而非现实记忆，其情感是过去时的。作家要想准确把握住当下乡村发展的脉搏，必须承认自己的无知，要像蚯蚓一样深入到泥土之中去探索和发现。

其次，需要行动的能力。不少作家固守着狭隘的个人化生活，或者仅仅依赖媒介提供的二手生活，懒于行动，走不出书斋，自然难有独到的发现。柳青曾提出著名的“三所学校”的观点，即作家要经历生活学校、政治学校和艺术学校的锻炼。在他看来，个人体验、价值观念与社会生活是统一的，最终指向作家基于个体经验而完成的人格塑造。也就是说，作家并不总是作为“作家”在生活，而首先应是作为普通人去参与生活，甚至参与改造社会，然后再来创作。

文学最重要的使命恰恰在于忠实地记录

记者：您在读中学时就开始发表散文、小说，后来还发表过长篇小说，进入新世纪之后为什么一度停止文学创作，而转向了文学批评呢？

蔡家园：我从小就有“作家梦”，中学时代因为发表过一些习作而被称为“少年作家”，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写过一段时间的小说。发表了一些作品之后，我遭遇了创作“危机”：一是找不到对于世界的独特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二是无法建立起自己与生活的有效对话关系。那些所谓的作品充满小情小调，没有深度，缺乏力量。经过冷静反思，我认为问题出在生活上，自己的经历太单纯、体验太肤浅。大学毕业后直接进了机关，每天窝在办公室里，所以只能写些“青春记忆”，或是凭空想象的“生活”。我本来对理论就一直怀有浓厚兴趣，于是决定“暂别”创作，多写一些评论文章，以另一种方式对生活“发言”。

蔡家园作品《松塆纪事》

记者：您的《松塆纪事》堪称厚积薄发之作，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一段乡村历史、中国历史。您当初为何会进行这个题材的写作？

蔡家园：早在1994年我祖父去世时，我就准备写一部关于故乡的书。后来断断续续写了几千字，主要是回忆童年趣闻、亲情轶事，零星地发表在报刊上。到了2007年，我重新拟定提纲，打算写一系列乡村人物，缅怀正在远逝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生活。可是由于生性懒散，计划最终没有完成。直到2016年，这部书列入湖北省作协的“家乡书”出版计划，我才集中精力将它写了出来。在这不长不短的20年中，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期，也带给我极其丰富和复杂的“乡土体验”。我突然意识到，应该在更加宏阔的历史视野中去考察微渺个体的命运沉浮，去勘探历史与现实的“裂缝”，去思考根植于历史中的乡村未来……现代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它的发展界限在哪里？被人为“断裂”的历史叙事，可以续接的逻辑在哪里？我所聚焦的“真实”现象，是否就意味着本质的真实？我努力进行的“去蔽”，是否又会带来新的遮蔽？叙述即是选择，而选择无不隐含着价值立场，那么我究竟应该秉持怎样的立场？历史的复杂性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文学的意义并不在于一定要给出某种“政治正确”的判断，她最重要的使命恰恰在于忠实地记录。为此，《松塆纪事》采用了编年体结构、复调叙事的方式。它是一部个人之书，我更希望它成为一部时代之书。

记者：在非虚构写作的相关研究文章中，您提到“文学想象不可或缺”，那么怎样理解非虚构中的“真实”呢？

蔡家园：德国文学理论家伊瑟尔说过，“文学文本是虚构与现实的混合物，它是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可以说，在文本中现实与虚构的互融互通的特性远甚于它们之间的对立特性。”所以，文学创作中不存在绝对虚构的作品，也不存在绝对非虚构的作品。“非虚构”文本不可能被完全限制在作为参照因素的既定现实之内，“非虚构”中必然包含着“虚构”的因素；正是因为有了虚构的参与，“非虚构”的力量才能充分显示出来。在“非虚构”创作中，只是“事实性”占的比重大一些而已；“事实性”并不成为否定“虚构”的理由，更不是“非虚构”的根本特征。所以，如果只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理解“非虚构”，很容易作茧自缚；只有从创作伦理的角度去理解，才能把握其本义。“非虚构”强调“真实性”，并不是一般性地否定“虚构”，而是否定丧失了“真实感”的“虚构”和被固化观念模式化、简单化的“虚构”；“非虚构”要求写作者走出书斋、敞开自己，在“行动”中打开更加鲜活、生动、丰富的原初性生存图景。它正是在挑战过去依赖单一的虚构体系所建立的文学评价秩序的同时，重新建构了新的文学真实性伦理。

记者：请您谈谈非虚构写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蔡家园：对于非虚构写作来说，现场采访、田野调查和案头研究是作者必须要做的功课。非虚构作品自有特别之处：与小说相比，它更加强调对于“真实”存在和“真切”生命感受的发现和表达；与新闻相比，它大量借鉴新闻调查等手法，强调“在场”的同时更加关注现实和历史的“肌理”与“褶皱”；与传统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相比，它在凸显“介入性”的同时，更加强调对“心灵”的探索以及视角的“个人化”、文本的“诗性”特征。

试图探寻生活意义的文学批评，需要坚持总体性视野

记者：您说过，文学批评是一种创造。那么，您认为理想的文学批评是怎样的？

蔡家园：文学批评是一种审美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创作。一个理想的批评家，需要具备敏锐的文本解读能力，同时还要拥有“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生活经验，要善于将生活与文本融会贯通、整体解读。立足文本，穿透文本，才能“发现”并阐释生活的神奇、时代的秘密和人性的幽深。

作为“创作”的批评，人文情怀是其底色。理想的批评家肩负着知识分子的道义责任，不能疏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应该坚守文学“为人生”的目的。文学批评只有直面社会现实，直面生存困境，将时代问题、个人问题与美学问题、文学问题等等整合在一起思考，才有可能建构起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

试图探寻生活意义的文学批评，需要坚持总体性视野。文学作为人学，从自由价值的角度更易于理解其在认知过程中应有的总体性。只有将文学视为社会整体的一部分，批评家才可能植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经验，敏感地把握文学界的发展与变化，穿透新的历史经验与美学经验，敏锐捕捉时代的主要精神征候，不断发现新问题并做出自己的解释，创造出新的时代美学精神。

文学批评在探寻有意义的生活时，需要坚持方向感。批评家作为时代的一分子，必须成为历史变迁和文学发展的在场者，勇敢地直面人生、介入现实，秉持人民立场，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去观照文学界、文化界乃至社会发展，进而找到自己的方向感——深刻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秘密，追求真理，追求公平、正义、自由等崇高理想。清晰的方向感将使得文学批评变得更具穿透性和力量感，最终以审美的方式达成我们对于更加美好世界的想象。

当批评家以一种总体性视野观照时代与文学，从生命感受出发，借助丰富的想象进入文本、阐释文本，在深刻回应现实的过程中追寻更有意义的人生，召唤出生存的诗意栖居图景时，则是走向了一种理想的文学批评境界。

记者：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怎样才能使文学批评更加有效呢？

蔡家园：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性活动，它的主体是批评家，对象是文学文本，达成目的的中介是批评文本。因此就根本而言，当下文学批评的危机源自两个方面：一是批评家主体性的丧失，二是批评文本本体性的丧失。前者使得文学批评失去独立性，难以摆脱意识形态或商业逻辑的影响，后者使得文学批评偏离了本质性规定，难以实现发现、阐释并传递美的功能，从而丧失了批评应有的效能。

恢复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要强化批评家的主体性，还要强化批评文本的本体性。所谓批评文本的本体性，是指文学批评的本质性特征。也就是说，当我们强调知识的合法性、论述的逻辑性、形式的规范性时，不能忘记文学批评的审美性。批评家只有运用直觉感悟和心灵体验的方式进入作品内部，只有借助诗性语言的展开，才能比较准确地传达作品的美学意蕴。

记者：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让文艺批评更美》，请简略谈谈什么是美的文学批评？

蔡家园：一方面，好的文艺批评要着力发掘批评对象的美。文艺批评是文学、美术、戏剧、音乐、舞蹈等等作品与阅读者、欣赏者之间的中介、桥梁和纽带，其职责是发现并传递美感，以增强和深化接受者的审美快感。另一方面，好的文艺批评文本本身是富有美感的。富有诗性和文采的描述和论说，既充分张扬了批评家的才华、情思和审美感受力，也避免了纯理性逻辑分析和推演带来的文本的枯燥乏味，显然有助于提升文艺批评的效能。

要想实现美的批评，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要强化文学批评的本体意识。文学批评实际上是一种特殊文体的创作。第二，要提升想象力。批评家只有依靠想象，以心灵为路径进入作品的心灵地带，才能洞彻生活的无限可能性以及诗意的存在。因此，要善于借助联想、想象、幻想将各种相关形象、记忆表象加以组合，在审美实践中将之与知性、理性融合，充分发掘、领悟作品所蕴含的美。第三，要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著名作家徐迟说过，好的评论文章应该是美文。

敢于说真话，是批评家的基本职业伦理

记者：从事文艺评论其实会得罪人的，您强调“批评的尊严在于独立判断”。评论家该如何抵御功利性诱惑？当面对作家友人的作品时，如何平衡“真诚批评”与“人际关系”的张力？

蔡家园：一个好的批评家，除了具有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审美感受力，还要有独立人格，不趋炎附势，不妄自菲薄，不自高自大。坚持自己内心的信念和美学标准，敢于说真话，是批评家的基本职业伦理。批评家与作家最好不要做朋友，保持一种平淡的工作关系是比较适宜的。

记者：编辑和批评家一样，都是文学的“发现者”。您作为《长江文艺》的社长、主编，怎样去“发现”新作品和新作者？

蔡家园：《长江文艺》一直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尊重”的办刊方针，凸显现实主义风格，同时兼容其他艺术风格。为了“催生”新的文学，我们从去年开始推出“新时代文学：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理论专栏，梳理总结新时代以来文学创作的经验和教训，在更为开阔的美学视野中探索文学创新的可能。

多年以来，《长江文艺》保持着一个优良传统——认真审读每一篇自由来稿，从中筛选出不少优秀作品，也发现了一批富有潜力的新作者。目前，我们正在实施“文学播种计划”，让文学期刊走进校园、走近青年，营造文学氛围，鼓励青年创作，既寻找新读者，也希望发现新作者。